论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特点 投稿:杜硺硻

论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特点 【摘要】众所周知,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和明显的特点:民本性与民主性、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阶级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柳宗元;法律思想;民本;民主 柳宗元是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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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特点

【摘要】众所周知,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和明显的特点:民本性与民主性、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阶级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柳宗元;法律思想;民本;民主

柳宗元是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但同时也是唐代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其法律思想也非常丰富,主要体现在《断刑论》、《封建论》、《贞符》、《六逆论》、《非国语》、《天说》、《天对》、《送宁国范明府诗序》、《送薛存义序》、《送薛存义之任序》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等文章中。这些思想虽然与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其独到之处。柳宗元的法律思想如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光芒四射,他曾经在唐王朝中做过司法部门的官,所以他们对唐代的律令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就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法律思想。一、民本性与民主性

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是柳宗元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他法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主要表现为歌颂人民品质、同情人民苦难,敬重和关心民意,勤奋、廉洁、公正地为民办事,当好人民的仆役。这些思想产生的原因很多,在理论上,主要是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孟子的民本思想。柳宗元推崇孔子、孟子的学术,尤其推崇孔子的“仁学”,子所谓“仁”,就是“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孟子又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劝诫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提倡“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反对专制暴君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使人民“有恒产”,安居乐业,既富而教,修“孝悌忠信”。关注民生利益和民心向背问题,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所以章士钊先生指出:“(子厚)取唯民主义以为政本,一切轻君而重民。”(《柳文指要》下部,卷一)具体来说,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的民本性与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宣扬“官为民役”、“民可黜罚”。柳宗元一生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他立志要一生为民,体察民情,改善民生,不忘百姓忧患;而他的立志方向是中正信义,他要推行的是尧舜孔子的治国之道,而要身体力行是利国安民之事。他把心系众生、符合民意作为实行“圣人之道”的基本要领。对于官与民的关系,柳宗元认为,民贵吏轻,吏为民仆。他认为,“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他又指出,官吏“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己也”。(《送薛存义之任序》)地方官本来就是百姓的仆役,而不是使唤百姓的主人。他认为,地方官就是百姓的仆人,所以要兢兢业业为百姓办事,否则就是白吃百姓的饭,辜负了百姓的期望。他在零陵做代理县长的两年中,实践了人民是主人,官吏是奴仆的思想。后来他在被贬柳州刺史任内,虽然只有短短四年,却做了很多利国利民之事。他努力施行“仁政”,解放奴婢,挖井开荒,种柑植柳,发展生产,兴办文教,传播儒学,移风易俗,使柳州的经济、文化事业出现了新的气象。[1]

其次,认为君主集权不断强化,百姓就会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从秦汉到随唐,君权变得越来越强大,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保障民众利益的机构和制度。在双方如此悬殊的强弱对比中,百姓因为处于绝对弱势之地位,他们随时随地都处于遭受君权和各级官吏超强度、超常规的剥削和压迫。君权的绝对强势,就使

得官府与官吏在民众面前可以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所以,他的《捕蛇者说》让人们知道了“苛政猛于虎”,使人们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在《封建论》中,他猛烈地抨击秦朝的暴政。在《贞符》中,他又发起了对隋朝暴政的抨击:“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垠以为炉;衅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因为君主个人拥有至高无上、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导致了君权专制的暴政统治,必然使君主及各级官府与百姓之间潜伏着紧张关系,埋下了君主及各级官府与百姓冲突摩擦的根苗。

其三,国家的变迁兴衰,决定于“生人之意”。他认为,君主“受命于生人之意”,说明他在理论上既重视君主也不轻视民众。认为帝王真正的受命之符是仁德,是生人之意,而不是天命。他批驳了董仲舒等人“推古瑞物以配受命”的说法,用“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代替了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他又说:“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如果对百姓肆意妄为、变本加厉,必将引起百姓反抗,最终危及君权,有意强调百姓的重要作用。

其四,柳宗元的“均赋”思想也体现了浓厚的民本性与民主性。他在《捕蛇者说》、《田家》等诗文中,对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他认为,“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卖”,富者大行其贿,结果都逃避了赋税。他继承了孔、孟、管子及陆贽的“富民”、“均税”、“薄赋”的思想提出了“诸者平,赋者均”(《送薛存义序》)的主张,即赋税要平均合理地分配。这是柳宗元同情贫苦农民疾苦民主思想在经济方面的反映,这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二、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

柳宗元作为一介书生,通过科考,一跃成为当时政治格局中的核心人物,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王叔文的“永贞革新”的队伍之中,随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又调任柳州刺史,四年后卒于任所,其著述由刘禹锡编为《柳河东集》。而作为唐朝一代大儒,其思想境界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超过了他的朋友韩愈。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封建正统性。

柳宗元认为,礼(德)与刑是当时社会两种重要法律形式,各朝各代往往利用伦理道德规范和严刑峻法制度之两手,共同发挥“礼”(德)的道德教化功能和“刑”的专制镇压职能。关于礼刑的关系,他也认同“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认为凡是违反礼的规定言论或行动,就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就要受到法律包括刑罚的制裁。对于德刑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继承和发展了儒法两家关于德刑关系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驳复仇议》记载,徐元庆为父报仇,杀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此案,陈子昂认为,杀人犯法应处死,而报父仇却合乎礼义,应该表彰。柳宗元批评了这个观点,认为陈子昴的观点赏罚不明,自相矛盾,不应采纳。他认为,徐元庆报父仇的做法既合乎礼义,又不与法律相违背,应予以肯定和表彰,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见解:“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其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以向,违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为典可乎?”(《驳复仇议》)认为礼与刑的内容有不同之处也有相通之处,二者虽然根本原则一致,其用途却有所不同,提出了“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论断。(《驳复仇议》)对二者熟重熟轻的回答,他主张厚德简刑。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他非常坚决地批判了“苛峭刻核,不能从容”的观点,从而抨击了先秦法家极端专

制主义的“任法而不任贤,任刑而不尚德”,而对孔孟之道“中庸”之治进行积极倡导。[2]同时,柳宗元的思想又有着其突出的兼容性。柳宗元的思想兼容性较强,既尚“尧、舜、孔子之道”,推崇道家和儒家思想,一生“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也包容先秦诸子之说,认为先秦诸子创立了种种精深的哲学思想,传授门徒,形成了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学派,虽名有特色,却殊途同归,“与孔子同道”。

柳宗元也崇尚佛学,与佛教徒广泛交往,认为佛教之“律”与儒家之“礼”有相合之处,认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柳河东集》卷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主张不但不能排佛,还应该大力宣扬佛教。

三、阶级性与时代性

在柳宗元的作品里,存在一些消极的东西。他有不少作品含有牢骚、不满、悲伤、无奈和诉苦乞援的哀叹,也有为寻求精神解脱而宣传佛道思想如对佛教的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观点,没有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间或还有“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柳宗元集》卷三十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等语句。总之,作者很有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和封建地主阶级留在他思想上的烙印和局限。[3]

首先,尽管柳宗元的思想丰富多彩,兼容并包,但也有其阶级的局限性。他始终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虽然他的思想有民本性和民主性的特点,但他维护的始终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且他对百姓应有的政治权利熟视无睹,从未提及。在柳宗元所有作品中,从未谈及百姓应该享有哪些政治权利。从奴隶社会的夏代到封建社会的唐代,因是义务本位的社会,重义务轻权利,所以缺乏明确的权利观念,以致中国古代的法律如从法经到秦律、汉律、新律、泰始律、北齐律、开皇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例,都没有规定权利,只有义务的规定及形式多样的惩罚性条款,这是大的政治背景所致。难怪柳宗元心里根本就没有普通百姓政治权利观念,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所以他心目中的民众是不享有任何政治权利的民众,不是根据行使民主权利而体现出来的民众意愿去决定君王受命。他心目中的民众,是要求统治者施仁政的民众,却没有将民众上升到主体地位,更不要说民权意识了。

其次,柳宗元解救民生疾苦的方案不是呼吁民众争取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权益,而是依赖自上而下的恩赐。面对农民困苦,心里充满着同情。他在被贬永州、处境最悲惨之时,还说:“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君巢书》)在《捕蛇者说》里,他用浓浓重墨勾画出了“苛政猛于虎”的现实,把控诉矛头指向厉行苛捐杂税的朝廷官府。

怎样解决民生疾苦呢?柳宗元最好也是无奈的办法就是统治者主动地自上而下行仁政。他说,“大圣乃起,丕降霖雨”(《贞符》),认为明君唐太宗要推翻隋朝暴政,实行仁政,“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由于缺乏权利意识,柳宗元不可能考虑到用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民生疾苦问题。

再次,其刑法学思想中“罪刑法定”原则与法自君出思想又是一对永恒而不可能解决的矛盾,这对矛盾就突出表现在处理莫诚案的过程之中。莫诚案是发生在柳宗元柳州刺史任内的一桩命案。柳宗元在《柳州上本府状》里认为罪犯莫诚依唐律应当处死,但于情却罪不至死。“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一日身死,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它物殴伤二十日保辜内死者,依杀人论”。[4]依照唐律,罪犯莫诚所犯死罪,理应由龙城县审理后再上报至州,接着由州刺史柳宗元“审断”后转呈给上司裴行立,最后审转至终审机构大理寺并由皇帝

最终裁决。如果根据近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法官审理案件只能严格遵守法律,柳宗元的职责只能是根据事实,“依法断定”,作出与法律规定一致的裁判意见,而绝对不能发挥自由裁量权。当然这种“依法断定”更多关注的是君权,就像西汉廷尉杜周在审判案件时所说的“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强调的是时代性和灵活性。

虽然这些阶级性和时代性不足以扼杀柳宗元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我们在研究其思想的民本性与民主性、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的时候,我们更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思想中阶级性和时代性的一面,以期对其法律思想做出一个科学的、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M].长沙:岳麓书社,2002:80.

[2]谢水顺.论柳宗元的刑法学思想[J].怀化学院学报,2010,(12). [3]辜健斗.柳宗元作品的民主思想[J].抚州师专学报,1994,(2). [4]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论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特点 【摘要】众所周知,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和明显的特点:民本性与民主性、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阶级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柳宗元;法律思想;民本;民主 柳宗元是唐代…

论柳宗元法律思想的特点 【摘要】众所周知,柳宗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法律思想家,其法律思想具有突出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和明显的特点:民本性与民主性、封建正统性与兼容性、阶级性与时代性。 【关键词】柳宗元;法律思想;民本;民主 柳宗元是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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