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兴衰史 投稿:邱小尐

一、1、战争根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阻碍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积极要求民族独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美国独立战争是反抗英国殖民压榨、要求独立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注定最终会取得胜利。 3、广大军民英勇奋…

山 林 承 包 合 同 书 甲方(出租方): 乙方(承包方): 为了使山林、山地发挥其经济效益,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加快农村发展的进程,建设和谐新农村。甲、乙双方就租用山林、山地(包括山林、山地、果木等,以下简称:“山林地”)事项,在“平等、自愿、…

复习专题七 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 【课前诊断】 1.直接刺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进行改革的是 A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其困难 B农奴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 C克里木战败使经济更加恶化 D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2.下列有关俄国农奴制改革的表达不正确的是…

一、1、战争根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阻碍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积极要求民族独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美国独立战争是反抗英国殖民压榨、要求独立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注定最终会取得胜利。 3、广大军民英勇奋战,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作用。 4、美国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利用国际矛盾取得法、西、荷等国的援助。 5、北美资产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如召开大陆会议,组建“大陆军”,发表《独立宣言》等。

《常识》以一种类似先知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久远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自由,比所谓的“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不适用“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管理;对于社会,同时在上帝的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的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北美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其子,野蛮人也不同亲属作战;北美面临着武力主宰的争执——但这是英王自选的,我们不过是在接受挑战;问题从争论转到使用武力,一个政治的新纪元随之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已经诞生了;如果美国的独立不能伴随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完成脱离英国而独立这一点来看,真是太渺小了;“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二、一)经济战略意义

马歇尔计划加速了西欧经济恢复、发展和联合的进程,使西欧迅速强大起来,朝着西欧一体化方向前进了一步;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基础,增强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加强内部凝聚力,巩固美国在欧洲的领袖地位;也为实现美国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马歇尔计划是面对战后西欧各国经济凋敝,企图复兴西欧经济的关键性谋略,它旨在向西欧国家提供贷款和物资,使他们的经济全面复苏;同时通过一些相关措施,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基本达到了它预期的上述双重战略目的。

从西欧方面来看,据美国经济合作署1951年报告称,1951年12月31日,马歇尔计划宣告结束,计划实施期间共耗资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款,10%为贷款,英、法、意、西德四国获得全部援助的近60%。这些钱确实帮了欧洲国家的大忙,使它们较迅速地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困境,恢复了元气。欧洲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47年的119亿美元上升到1951年的159亿美元,增长32.5%。西欧各国工业产量比计划实施前平均上升了30%以上,西德甚至高达312%。农业产量较战前提高10%。到1953年欧洲的贸易较之战前增长40%。(W. A. Brown and R. Opie: American Foreign Assistance,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57, p. 181) 故此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在一份报告中对马歇尔计划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马歇尔援助是输血,它维持了软弱的西欧经济,并使欧洲经济具有促进其本身复兴的力量"。(转引自朱庭光主编:《外国历史名人传·现代部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264页)

马歇尔计划在战后西欧经济秩序的重建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1)在战后两极对峙的环境中,马歇尔计划推动了西欧的联合,推进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研究德国问题和欧洲经济重建时,开始逐渐认识到,西欧的联合与合作既是遏制德国、根除德国

军国主义和战争威胁的唯一安全机制,又是重建西欧经济、恢复西欧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所必需,因此积极推动西欧的联合。它通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欧洲内部贸易和欧洲货币体系来刺激欧洲合作的新形式的出现。这些措施有助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形成。如欧洲煤钢联营与欧洲支付同盟便是在计划实施期间成立的。(2)马歇尔计划为西方经济贸易结构和经济秩序的重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西欧失去了许多殖民地,贸易条件和外贸结构也恶化,如在国内,战争的毁坏和资本损耗严重,亟需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资本货物进口比重大。这意味着需要支付大量的美元,因为大多只能从美元市场特别是美国进口机械设备。海外资本损失严重,包括商船队的损失、海外借债和变卖海外资产支持战争。〔参考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Dollar Shortage (New York, 1950), p.147〕故西欧只能转而依赖美国市场,进口粮食、原材料、燃料、资本货物、运输设备,结果外汇更加紧张。另一方面,西欧人口的增长,战后的通货膨胀,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和英法的海外驻军,都给西欧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面对上述情况,美国政府决心消除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建立西方经济贸易开放运行机制。马歇尔计划在西欧内部投资、生产和贸易恢复和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它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以及为美元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参见毕健康:《马歇尔计划对西欧经济的影响》,《美国研究》1992年4期)

马歇尔计划也为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为西欧在随后的年代里经济的显著增长奠定了基础。西欧国家在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经济奇迹,七、八、九十年代经济的持续发展都是建立在西欧经济的复兴基础之上的。

就美国而言,美国也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取很大的经济利益。这表现在:(1)为美国经济的海外渗透、输出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消除了美国经济的潜在危机。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47年美国出口总额为14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却要求工业品出口至少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方能拉平这一差距。(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7年,第一编,第三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3页)通过马歇尔计划,美国既阻止了西欧国家因经济困难而日益缩减进口的趋势,为美国商品扩大了海外市场;又取得享有与本国居民同等的投资权益,还削弱了西欧国家的关税壁垒,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额;这样,增加了美国的出口,缓解了美国内部经济改组中的困难;同时也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各国经济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从而为美国在政治、军事上与西欧结盟奠定了经济方面的基础。(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6~68页)。一言以敝之,"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美国维持与发展了它与欧洲的贸易关系。通过刺激欧洲的生产力和接受大量的欧洲进口货物,美国向欧洲的交叉出口在随后的几十年也不断增长。"(The Marshall Plan, Fact sheet prepared by the Office of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Bureau for European and Canadian Affairs, May 12, 1997)(2)"马歇尔计划也为美欧的跨大西洋合作、美国援欧协约以及美国的两党支持这种协约奠定了基础和留下了遗产,从那以后,这个遗产一直在指导着美欧关系,并成为今天欧洲--大西洋经济一体化的指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NATO: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法OTAN:l'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简称北约组织或北约,是美国与西欧、北美主要发达国家为实现防卫协作而建立的一个国际军事集团组织。北约拥有大量核武器和常规部队,是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这是资本主义阵营在军事上实现战略同盟的标志,是马歇尔计划的发展,使美国得以控制欧洲的防务体系,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标志。

北约,全称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文简称NATO),是美国为对抗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于1949年组织成立的跨大西洋政府间国际组织,起初是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奉

行集体防御政策,成员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意在遏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军事安全角度抵御苏联可能发动的军事进攻,以“保卫自由世界的和平与安宁”。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与北约对抗而形成的华约宣告解散,两极对抗的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北约亦从原来的军事政治同盟性质转变为政治军事组织,除关注本组织区域内部的安全问题外还将触角伸向他处,奉行全球干预的政策,努力扩大本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截止到2007年底,北约共有26个成员国。 欧盟,全程为“欧洲联盟”(英文简称EU),其前身是1950年代法德共同组建的煤钢联营,以联合自强为目的,后逐步发展成为初步具有全欧性质的政府间国家组织“欧共体”,1992年,原欧共体成员国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宣告欧盟即欧洲联盟的成立,这标志着全球范围内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宣告诞生,随着欧洲单一货币欧元的发行,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逐步组建,欧盟已成为世界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简言之,“北约是西方世界的北约”,而欧盟则是“欧洲人的欧盟”。二者在价值观上具有一致性。但在全球多极化等问题上存在差异。 北约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国家集团,由欧洲诸国和美国、加拿大组成;欧盟则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国际组织,由欧洲国家组成。相比于北约,欧盟主要关注本地区内部的问题,较少在国际场合打前站、当前锋,但欧盟使欧洲诸国在国际舞台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成为现实,极大地提高了欧盟本身及其成员国的国家地位和影响。北约经过60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其自身逐步从军事同盟向政治组织转变,可以说“以军事同盟为根基,以政治联合为骨干”的特点较为明显,但其政治色彩远不如欧盟强烈,也远逊于本身的军事色彩。近年来,它在危机干预方面表现较为活跃,触角已经伸向全球特别是敏感地区,在全球安全事务中负面作用较大。

三、 经济因素 1.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适应工业革命的潮流,努力发展工业,并且随着轻工业的进展,重工业也很快开始革新,冶金、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并较快地占有主导地位,工业产值超过农业生产的产值,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连,推进普鲁士国民经济的军事化。2.从农业来看,普鲁士的封建农奴制也开始了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远在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开始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农业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3.普鲁士建立了关税同盟。1853年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地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关税同盟扩大了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统一中的霸主地位。4.各邦资产阶级已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代表。这样普鲁士不但提高了自己在联邦中的地位和威望,而且在经济领域已超过了奥地利。 随着关税同盟的发展,普鲁士开始逐渐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使其它各邦的经济逐步纳入自己的市场。二、政治因素1.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因而极力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德意志。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德意志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民族统一,结束国家的分裂状态,最终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普鲁士有强大的容克阶级支持统

一。在19世纪60年代的普鲁士容克阶级中有许多已经放弃了过时的封建地租和劳役的剥削方式,而在自己的庄园实行资本主义剥削制,摆脱经济危机,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并逐渐成为一个拥有雄厚经济政治实力的阶级,但它又是一个具有领土野心的阶级,素有“军国主义”之称,注重军事,所以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普鲁士王朝实现德意志统一大业。同时,容克阶级随着普鲁士工农业的迅速发展,愈来愈资产阶级化,它们从中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效益,于是强烈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再也无法再忍受德意志的分裂状态。 3.俾斯麦“铁血政策”使统一有了权力上的稳定和军事基础的进一步强大,从而为统一奠定了基础。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鲁士王朝建立了一支拥有新式武器,兵役期为三年的强大军事力量:其中包括步兵81个

团,骑兵48个团和炮兵18个团。这样普鲁士成了一个军事大国,为进行王朝战争统一德意志奠定了基础。 三.外交因素统一战争爆发之前普鲁士所处的有利的外交环境。俾斯麦正在1863年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赢得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感激之情”。俄国这一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为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法国作为德国的西邻它一直阻止德意志统一,害怕德意志统一而变得强大,然而此时法国正陷入侵略墨西哥远征的泥潭中,干涉普鲁士统一是很困难的。此时的英国,忙于干涉美国内战和爱尔兰反英民族运动等事务,想干涉也很难单独行动,何况英国还想借助普鲁士的强大来牵制自己的对手俄法两国。从上可以看出国际局势对普鲁士是非常的有利,而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等待的就是这样的时机,俾斯麦因势利导,积极开展灵活的外交,以争取各国的中立与不干涉,为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并且在军事、经济、工业等方面远远超过帝国内其他王国、公国,普鲁士统一德意志是历史的必然。由于普鲁士自强不息,其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在德意志占有优势,国际环境多对普鲁士有利,其外交政策及其成功,确使它能够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完成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事业。

四、外部压力 德国:纳粹机器彻底粉碎 日本:军国主义余孽重重 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战胜国对日本和对德国改造的不同导致了目前两国对历史认识的不同。德国是被盟国彻底打败并被肢解后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分别占领和统治的,德国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全部被摧毁。虽然由于冷战的开始在1949年形成了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国家,但新政权已经与过去的法西斯政权没有丝毫的联系,参加政权的人几乎都是过去反对纳粹暴政或遭受纳粹迫害的人。因此,德国能够彻底否定过去的侵略战争,不但严厉地追究法西斯战争罪犯,而且教育自己的国民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德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和痛苦。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墓地下跪的一幕,无声地表达了德国人对过去历史的深刻反省,至今仍然被世人所称道。 但是日本却不是这样。日本是在盟军还未进入日本本土时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其国家机器并未被彻底摧毁。美国进入日本后,对日本实行了单独占领,实施间接统治,即通过日本政府来统治日本。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造,取消了日本进行战争的国家机构,整肃了一部分战争罪犯,铲除了一部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不久之后的冷战却使这一进程遭到了破坏。美国为遏制苏联和中国,对日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开始扶植和复兴日本,反而停止了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清算。最终的结果,不但保留了日本天皇制,而且过去旧政权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重新进入政府,甚至有些人还担任了首相和外相等重要职务。因此,日本不可能对自我进行彻底否定,因为执政的一些人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们还不断地“失言”,否认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实际上就反映了整个日本对历史认识缺乏应有的正确态度。不但如此,战后长期以来,日本在对国民的教育中也缺乏对历史的正确认识,总是试图淡化这段历史,有时甚至歪曲历史。不断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就反映了这一事实。 内部因素 德国:否定政府并非否定国家 日本:国家与政府难以分割 如果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似乎还可以在德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历史、政治、文化传统中发现这种不同。首先,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日本民族却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唯一一段比较“辉煌”的历史。在德国,宣扬“法西斯主义”活动根本就是违法;而笔者在日本访问时看到,日本的右翼集团在街头公然集会宣扬“军国主义”,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可以不受惩罚。 其次,两个民族对国家的认识也有不同。德国人认为国家是国民的,政府可以改变,因此否定一届政府并不会因此而否定国家,但日本人却认为国家与政府难以分割,国家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日本作为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天皇一家所谓“万世一系”地流传下来,如果否

定了历史,也就否定了整个日本,这样日本就永远难以在国际社会站立起来。 除去这些原因之外,德日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也导致了两国的不同。德国身处欧洲,这里的国家不论从历史、文化传统,还是从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来看,都有非常大的同一性和相互融合性。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和战后欧洲共同体的发展使德国很快融进了欧洲国际社会,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德国很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而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一种多元性的特点,其同一和融合的程度远不能够与欧洲国家相比。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日本在这其中就显得更加孤立。这种状态又进一步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五、 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原因: 历史上,日本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得以重建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和繁荣。把其阐述为以下几点:第一,日本进行比较广泛的社会改革,进一步消除了生产关系中的封建落后因素;第二,美国扶植日本;第三,国民经济的非军事化;第四,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教材的阐述如蜻蜓点水式简略,总有种言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有必要作更为具体而深刻地探究,让历史更为鲜活生动,让学生更能深入问题的本质。 一、美国的扶植政策。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日本的独占和政治改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长达七年,保证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还对日本进行了以民主、法制为基础的政治改造。罗伯特?埃德尔斯坦和让?迈克尔?保罗教授说:“为取得成功,就必须立即进行广泛的体制改革,即创造性地打破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或经济增长的那些障碍。”①如解散财阀,在一定程度上去掉了大企业中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性和排他性,革除了财阀企业的一些封建性弊端,为企业间较为平等的竞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批有能力的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农地改革,使日本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基本瓦解,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扩大农村市场,这使日本进入了一个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美国出于在远东战略的需要,还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和天皇制,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政体进行改革。美国的这些措施为日本战后走上和平建设,集中精力抓发展道路提供了可靠保障。 由于“冷战”需要,对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给予大力支持。美国放弃了对日本战争索赔,撤消了以拆迁日本军事工业作为战争赔偿的计划。1947年1月至1948年3月,美国先后提出两个新方案,对先前的“赔偿方案”进行大幅度修改,将拆迁的工业设备减至方案的30%。至1949年5月,干脆宣布取消日本的一切赔款。②战后初期,美国给日本20多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并向日本提供大量的石油、煤、铁矿石等能源和原料。从而促进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振兴,并且美国“核保护伞”战略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 第二、亚洲的两场局部战争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朝鲜战争,极大促进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步伐。战争引起了“特需景气”,侵朝美军大量向日本厂商进行军事订货和购买廉价劳务,使日本企业积存滞销的1000-1500万日元库存产品一扫而空,并一举改变了财政紧缩中苦苦挣扎的日本经济被动局面。据统计,从战争爆发到1953年,这种特需收入为12.8亿美元,广义上的特需收入为23.8亿美元。日本外汇储备1949年仅为2亿美元,1952年未增至11.4亿美元,三年内增长了近五倍,特需收入在外汇收入中所占比率到1953年达38.1%之多,20多万人直接受益于特需生产,总之至1955年,日本特需收入总计达36亿美元。特需收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恢复,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带动了有效需求的增长,而且为增加原料进口和先进技术进口,更新陈旧设备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由此引起的国际局势的变化,促进了日本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朝鲜战争赋予了日本实现扩大进出口上的机会,日本通常出口贸易显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总额增长为7400万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创

造了战后日本月出口额的最高记录。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额为5000万美元,则下半年一下子跃升为8000万美元。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日本经济的回生妙药。③ 二、日本政府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和领导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宏观管理。 第一、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通过各种计划,促进经济的起飞。如鸠山内阁《经济自卫五年计划》,岸信介内阁的《新长期经济计划》,池田内阁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产业的培育与开发、指导、调节新型工业的发展。如先后通过《关于合成树脂工业的育成》、《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置法》、《合成橡胶制造事业特别措置法》,通过这些规划的实施,不仅调整了产业结构,确立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和对国内经济生活的调整达到了落实。当然重要的基础产业,如果市场选择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是多余的,对这些产业,政府在确认市场必定不去选择,便以合适的方法选择它们,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税制、中间组织协调利益手段的干预来补足。 第三、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经济政策,实现从“贸易立国”至“技术立国”的转变。日本国内市场狭窄,工业产品依靠大量出口,为此政府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出口贸易增长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3.6%,而出口贸易平均每年增长16.9%。日本政府认为科技是国力的核心要素,适应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的形势提出“技术立国”的战略思想。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据统计,从50年代至1977年,引进国外技术达2.9万多项,然后根据本国的经济特点和技术基础加以改进、补充和发展,成为“日本化”的新技术。当然,许多人把经济增长归功于强大政府干预,尽管有政府干预,大部分时期日本的经济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规律发展。据一项重要研究,经济自由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精神的推动。 日本企业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职工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这种“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养强大的工业能力。⑤企业管理者重视精神投资。正如索尼公司总经理盛田昭夫所说的“日本优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奥秘和秘诀。一个企业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种理论、计划或政府政策。日本企业管理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与职员建立良好的关系,培养亲如一家、唇齿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经营得有声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体员工同甘苦,共命运的企业。除日本之外,我还未发现有哪一个国家采用这套简易的管理方法。实践已经有力地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业管理者千方百计地培养同劳动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仅关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关心工人的生活;不仅关心工人个人,还关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结婚、病丧,更是企业“感情投资”的良机。例如,西武集团每年举行独特的擦皮鞋仪式,首先由高级职员为新职员擦皮鞋,然后是新职员为前辈擦皮鞋,总社和各分社社长都亲临这一隆重仪式,并由电视台通过卫星向全国转播,以培养职工热爱公司的精神,促进同事间的沟通。⑥日本的现代企业精神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有密切联系。日本的家族主义和家庭观念不同于中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观念,其家庭观念的出发点是:家庭是一个经营单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国传统的大家族关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带风”,又可以比西方的结构更和谐、更密切、更团结,成为一种社会凝聚力。日本学者说:西方社会的单位是个人,由个人集合而成为国家,而日本的社会单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国家。⑦所以日本以“劳资一体”,“以企业为家”的宣传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观念转变成了公司本位观念,形成一种团结奋进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传统文化和教育的积极影响。 第一、岛国文化环境促进了日本的开放。二战后的美军占领前,外族从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外族移入的情况,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使日

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同时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这种心理成为当今日本企业团结对外竞争的集团意识的基础之一,也成为日本乐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文化,包括敌对国家的先进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传统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种开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复和体。当然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它总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与有效吸收消化外来先进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现实、重实用、重实践,日本可以称为世界先进文化最优秀的继承者和实践者。在近现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欧洲近现代科学技术,而且极迅速,极有成效。⑨ 第三、他们拒绝失败,承认羞辱的态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轻易地容忍低回报,却很难容忍彻底失败。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学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日本公司里,求学氛围十分浓厚。 第四、日本教育体制是普及型教育体制。江户时代的教育体制,已初显义务教育的雏形,明治维新初年的全民义务教育就是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国策,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实行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并免费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餐点和教科书,1947年日本政府把义务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拨出国民生产总值的6%作为教育经费。这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水平,为改善国民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视培养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学以致用。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60%,就是靠技术进步取得的。 综上所述,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创造奇迹,是由于其充分结合本国优越的历史地理文化,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更多的优势来发展自己的结果。

六、80年代中期,日本提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但是,面对冷战条件下的制约因素,日本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稍加收敛。冷战结束后,日本重新将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特别是近两年来,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根据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政策目标和外交活动,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标志,一是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另一个是取得对亚太事务的主导权。为实现上述目标,日本积极展开了立足于亚太的地缘外交。

为了争取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有一席之地,日本采取了两项措施,以加重在联合国的分量。一是增加拨款。日本认为,“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国、法国、中国三国之和还要多, 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还提出时间表,“争取5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即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实现此目标。结果期望落空。二是表示要“积极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以尽“联合国一员”的责任。通过上述两项措施,日本对联合国的工作虽取得一些成果,但却不尽如人意。近来,日本在这方面的工作似乎难以再取得进展,呈现停滞状态。于是日本调整其战略,把目光集中在自身所处的亚太地区。美、中、俄三国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亚太地区有影响的大国。通过扩大成员国增强集团实力的东盟,在亚太乃至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明显增强。日本

展开地缘外交战略突出之点是争取这些国家的广泛支持,在国际上掀起一股支持日本政治要求的潮流,以推动常任理事国加速对日本的认可。

其次,亚太地区正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中心,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日本利益攸关。亚洲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对象,在其对外经济关系中占重要地位。日本一直视亚洲为自己的利益所在,凭借地缘上的优势,从60年代开始就一直苦心经营。1991年亚洲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地区,1993年,日本对亚洲的贸易顺差首次超过了对美贸易顺差。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90年代亚太地区将保持8.6%的经济增长, 为全球之冠。而日本的增长速度只有2.7%, 日本需要借助亚太经济的强大牵引力,带动本国经济增长。亚洲市场前景广阔,日本看好这一市场前景,可以缓解国内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增强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因此,不断扩大与该地区的经济关系,加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渗透。

再次,日本欲通过争夺亚太地区最大经合组织APEC的主导权,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需要赢得中国和东盟的支持,并积极谋划建立日本起主导作用的亚太经济共同体。为此,日本强调APE-C应是一个纯经济组织,不应成为地区性政治和安全组织, 强调APEC成员国和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和APEC组织的开放性;并迎合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强调APEC应做一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事情。日本还利用中国、东盟等国家对美国主导亚太经合组织的警惕和美亚关于APEC发展方向、推进自由化方式等方面存在的矛盾,不断做出重视亚洲的姿态,积极开展外交攻势,欲在APEC中赢得中国和东盟的支持,以充当美亚调解人的身份,保持自己在APEC中的主导地位。

日本展开积极的地缘外交,是要通过对亚太地区经济、政治的渗透,扩大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确保日本的主导地位,最终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的主要意图是:

(一)力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关系,换取美国对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关系面临考验,但由于多种因素,这一同盟仍得以继续维持。就日本而言,尽管它“脱美入亚”的倾向在发展,在日本外交中,对美关系仍居最重要地位。日美间开始建立起较前平等的伙伴关系。由于两国在经济上有着非常强的相互依赖性,日美两国针对新的形势,从战略高度出发,重新在战略利益与贸易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使持续激化的贸易摩擦在1995年开始出现缓和势头,这是与日美加强战略同盟关系的进展相同步的。

1996年4月17日,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东京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会晤后,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新定义《日美安全条约》,并决定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今年4月25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会晤,中心议题是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首脑在这次会晤中肯定了去年东京会晤时发表的《日美安保联合宣

言》,重申了日美加强军事合作的重要性,明确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晤是去年4 月日美首脑东京会晤的继续和发展。今年6月7日,日美两国政府公布了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的中间报告,报告的重点是“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影响日本安全的重要事态”时的合作。《中间报告》在分析亚太地区国际形势时,沿袭了《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的提法,即这一地区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中间报告》是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一次实质修改,称得上是90年代的“新安保条约”。〔2〕 对于日本来说,想通过对《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定义和进一步加强日美之间的防卫合作,换取美国对日本在世界上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支持。借美国要求它更多承担防务责任的机会,进一步突破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禁区”。日本谋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力争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但国际社会对它抱有戒心和不信任感,除了资本和技术外尚无其他值得炫耀的本钱。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日本可以利用日美安保体制作掩护,打起“共同防御”旗号,以减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猜忌和反对。日本领导层正处于过渡时期,自民党一党体制崩溃后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使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进程受到影响。日俄领土问题尚未解决,日本需要借助美国对俄施压。因此,在这些方面,美国的提携是不可缺的。日本一心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样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竭力谋求主宰国际事务的霸主地位的同时,开始更多地要求其盟国分担防务负担,这就给日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追求政治大国地位成了一些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而日本的自卫队也急于在国际上炫耀其军事实力。日本执政党和政府内有少数人一再想突破向海外派兵这一“禁区”。自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决定向海外派兵的PKO决议后,先后派遣自卫队参加了在柬埔寨、卢旺达和莫桑比克以联合国名义进行的维和行动。这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间报告的问世,标志着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轮廓大致完成。特别是其中规定的日本有义务在出现紧急事态时向美军提供其雷达基地、预警飞机和舰艇搜集到的情报,以及扫除水雷,为美军舰提供补给等应急措施,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定的旗号下,更多地介入本地区的“热点冲突”,向海外派兵的大门进一步打开。

(二)积极谋求改善日中关系,显示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借此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地位。

中日关系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过建交后近25年的共同努力,无论投资、贸易,还是高层互访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中国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市场,中日两国已经互为主要贸易伙伴。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增加,在对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中超过美国占第三位。投资领域已开始向交通、能源、通讯等产业拓展,合作的区域逐年由沿海地区扩大到内陆地区。1996年初,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外相池田行彦表示“要继续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将在“各领域加深合作关系”,“建立面向未来的日中合作

时代”。但由于去年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池田外相对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制造事端持放任态度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使中日关系出现建交以来最低点。1996年11月份,桥本组成第二届内阁后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桥本首相和池田外相明确表示“要积极改善日中关系”,并强调“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一样”在日本新内阁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桥本首相还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愿全力以赴,诚心诚意地解决存在问题,改善发展日中关系”。

日本积极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是政治大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维护日中健康、稳定的关系,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近来年,由于经济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变得愈发重要。现在美国也无法如90年代初期那样忽视中国或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相反它需要与中国合作与协调的一面增大。因此,随着克林顿第二任期亚洲政策的明朗,日本越发感到,日中关系已经落后于美中关系。日本担心由于美中外交关系密切,会削弱日美之间的协调,害怕美中关系过分超越日美关系使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受到影响。日本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竭力避免政治大国的进程受阻。为了在中美间有更大的外交回旋余地,日本争取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更为独立、主动的姿态,防止美中外交超越日中外交。

(三)日本欲通过增进日俄关系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通过推进日俄安全对话,进而在未来东北亚安全对话中发挥主导作用。

冷战结束之初,日俄双方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及双方利益的需要,对领土问题的态度有所缓和,摆出了积极发展彼此关系的态势。1996年4月1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问莫斯科, 使处于“冰河期”的日俄关系开始出现改善的征兆后,4月29日, 日本防卫厅长官臼井日出男访俄,实现日俄关系史上日本防卫厅长官首次访俄,并同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签署了扩大防务交流与安全对话的备忘录。1996年11月14日,俄外长普里马科夫访日,就北方领土问题,正式向日本建议由两国联合开发北方四岛,双方达成共识,进入1997年以来,日本与俄罗斯之间的双边交往频繁,关系日趋升温。5月17日,俄罗斯国防部长抵达东京, 实现两国关系史上俄国防部长首次访日。双方从两国的良好关系有益于亚太地区的和平这一点出发,一致同意今后日俄两国要进行安全保障方面的对话与交流;5月23日,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问了俄罗斯, 并保证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帮助俄对远东地区的部队进行从事非军事职业的再培训,俄罗斯方面把属于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斯大林命令强制在俄罗斯劳动的日本人的100多件个人物品转交给了日本外相;6月9 日,池田行彦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涅姆佐夫在东京举行了关于贸易经济问题的日俄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双方交换了写有日本对包括天然气开发在内的远东综合开发计划给予合作等内容的备忘录;6月10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东京会见了涅姆佐夫,涅姆佐夫向桥本转交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桥本年内访俄的亲笔信。叶利钦在信中说,俄日之间不存在克服不了的矛盾,提

议俄日首脑每年举行一次定期会晤,并强调要加强各层次的双边政治对话,以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6月20日,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美国城市丹佛召开,桥本同叶利钦单独会谈,就有争议的“北方领土”问题交换了意见;而作为日俄关系升温的明显标志是,俄罗斯海军的“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大型反潜舰于6月27日至30 日实现战后首次去东京晴海港停泊,并且与日方进行了旨在防止海上事故的联合通信训练。日俄间的一系列的外交举措,表明日俄两国对双边关系正在做重要的战略调整。

首先,日本欲合理运用经济因素,扬长避短,在经济竞争与合作中谋求自身更大的利益。日本资源匮乏,石油几乎全部依靠进口,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国,而且其资源的88%分布在西伯利亚,但缺乏劳力、资金和技术,因此,日俄间存在着典型的“资源大国”与“资源小国”间的互补关系。现在,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参与开发西伯利亚项目最多的国家。这意味着发展日俄关系能给日本带来最大的实际利益并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余地。还可利用这种互补关系作为一种牵制手段,加速“北方领土问题”的解决。其次,冷战后,日本改变了其战后以来一直追随美国的针对苏联威胁为宗旨的军事战略,将俄罗斯视为“安全保障伙伴”,欲通过合作,进而在未来东北亚安全对话中发挥主导作用,确保日本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四)桥本出访东盟5国,力图加强同东盟的政治对话, 以显示日本在本地区的重要存在。

1997年是东盟的“而立”之年,通过接纳新成员,集团实力有所增强的东盟,不仅被视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而且是“亚太经合组织”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成员”。在国际事务中,颇具影响力。日本已将东盟地区论坛作为其推行和参与讨论国际政治和安全的窗口。日本认为,今后要在“亚太经合组织”及“亚欧会议”中发挥“主导”作用,就必须得到东盟国家的合作与支持,所以必须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加深同东盟的关系。桥本首相在今年内出访的第一站就选定东盟,便充分反映出日本重视加深同东盟关系的程度。桥本出访东盟,重点是谈与东盟定期举行首脑协商,即把目前的部长级对话提高到首脑论坛水平。其主要意图是:建立亚太地区安全保障方面的信任关系,要推进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主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对话和交流,同东盟各国和亚太经合组织等机构加强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与此同时,要致力于进一步推进这一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致力于各种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政策对话。日本认为,东盟在历史问题上的对日批评不像中国和朝鲜那么强烈,有可能成为日本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大“票田”,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印支湄公河开发计划也将为日本从经济上大举渗透东盟提供机会。加强与东盟的关系,对确保日本能源海上通道安全,增加对美、对华外交实力地位均至关重要。

日本的地缘外交战略在取得进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它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近期内不会有突破性进展。这些因素主要是:

(一)美国不愿意接受一个起主导作用的日本,只是想让其成为自己的世界和地区支配战略的强有力帮手。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美国对日本能否取得“政治大国”地位拥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对于美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在亚太地区排除了英、法、荷等老牌殖民主义势力,获得了向往已久的霸权地位。此后,用美国前国务卿贝克的话来说,防止在亚太地区出现一个敌视美国利益的强国或强国集团,是美国坚持不渝的长期战略目标。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与苏联的争斗,与觊觎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争夺主导权,均为了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政策,不管前期以扶植为主还是后期所谓的“伙伴关系”,其实质均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来控制和利用日本,绝不容忍日本分享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日美安全条约的重新“定义”和日美防卫合作的加强,是美国欲借助日本的力量维护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并让日本分担防务责任,减轻美国的负担;同时,驻日美军还起着监视和遏制日本国内不断壮大的军国主义势力的作用。在美国看来,保持在亚太地区足够的军事力量,有利于该地区的稳定,否则会导致亚太地区出现混乱和动荡。由此可见,美国调整日美安全关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护美国在亚太乃至世界的“领导地位”,并非向日本颁发走向政治大国的“通行证”。

(二)中日之间存在着现实的、潜在的分歧和摩擦,其变化必将使中日关系本身发生变化。 不可否认,中日之间在友好合作的主流下面,还存在着现实的、潜在的分歧和摩擦。 随着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绪的上升,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主张日本战败已经50多年,军国主义给日本留下的历史黑锅不该再背。他们甚至错误地认为,承认侵略并向亚洲国家谢罪,是“自虐”行为,将会影响日本的“形象”,妨碍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在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于是出现了“是不是侵略战争要留待后世历史学家评判”,“日本在过去战争中既有阴暗面,也有闪光点”等论调,甚至干脆对已有定论的侵略史实公开说“不”,一些人骨子里蔑视亚洲的潜意识,变为对亚洲各国忠告的反感。日本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欲在国际舞台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希望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拥护和支持,但却在如何对待历史问题上发出消极的声音。去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问题,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建交以来最低点。因此,日本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真诚反省过去。真正与亚洲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减少双边关系中不必要的摩擦,建立中日间相互信赖的健康、稳定的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多作贡献,其所追求的政治大国目标是有可能得到亚洲邻国的理解和赞同的。否则,将很难取信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洲国家。

另一方面,随着日本政界新老交替的结束,与中国友好的势力影响明显下降。现在,日本新一代领导人不象老一代人领导人那样重视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在日本上层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和威胁的认识相当普遍。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国力的增强也越来越感到担心,提出要求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和停止核试验,并与美国一起散布“中国威胁论”。同时,日本右翼团体不断在钓鱼岛制造事端;在台湾问题上则企图不受中国牵制,以民间交往为名行官方接触之实,跟着美国提升对台关系等。这一系列因素的变化必将使中日关系本身也发生变化。

(三)日俄在领土问题上难有大的作为,经济合作方面亦有滞留问题。冷战结束后,围绕日俄关系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北方领土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下降。日俄两国开始从两国关系的角度考虑关系正常化问题。但是其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今后,俄政府也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有大作为。因为在俄国内,议会和军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归还北方领土的势力。他们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俄政府的决策。俄外长访日时也提出双方联合开发有争议的四岛并不是暗中替换解决领土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放弃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日本虽表示愿意就联合开发问题进行研究,但日本方面有不少人认为这样作可能不利于日本主张拥有领土主权。另外,日本方面担心,如果同意联合开发,有可能对钓鱼岛(日本称之为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对此作出“审慎的高度政治判断”。由此看来,要落实联合开发的建议,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

在经济合作问题上,虽然俄罗斯持积极态度,日本也看好俄罗斯的资源和市场,但苏联解体前后日本一些民间企业向俄提供的11亿美元的贷款至今尚未收回,使日本经济界对进军俄罗斯视若畏途,这大大影响了日本企业界对俄投资的热情。日俄经贸委员会还未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妙策。

(四)日本与东盟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相距甚远。

首先,东盟对日本提出的关于举行定期会晤一事持谨慎态度。之所以谨慎,是因为东盟尚未摸清日方的意图。目前东盟在外交上奉行大国平衡,希望通过大国力量均衡、相互制约来保持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不希望任何大国在本地区居于支配地位。东盟历来怀疑日本有充当盟主之企图,对桥本建议有所怀疑理所当然。

其次,东盟担心日本拉东盟共同遏制中国。据日本报纸透露,桥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利用东盟牵制中国。而东盟国家最担心的是被外国利用,成为大国在本地区角逐的一个棋子。因而任何国家首脑都没有直接采纳桥本的建议,在如何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问题上,均与日本保持距离。熟悉东盟情况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1月18 日一篇文章评论称,“东南亚人担心经常同日本讨论安全问题,而使中国人感到自己受包围”〔3〕。因而东盟不会经常同日本举行首脑会谈。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对桥本说:“我们不相信遏制中国的政策是可行的,也不相信孤立中国是可行的”〔4〕。

此外,日本在东亚经济核心论坛(EAEC)、亚欧首脑会议(AESM)、APEC上,与东盟意见相左,存在明显的差距;在经济问题上,也同东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

六(2)一、 经济因素及其的连带反映

众多书本上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从当今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紧密联系来看,我们无法否认这一趋势。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也不例,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发展的转型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而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具有这些优势,但是它的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发展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中国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双方在经济上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的确,双方在正常邦交化后,双方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尤其在1995年左右,双方经贸合作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i]:

第一,双方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1995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5740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9.9% 。

第二,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和区域进一步扩大。日本企业在经过长时间的观望和摸索之后,对华投资形成新的热潮。1995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协议日资31.08亿美元,实际投入资金75.9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0.8%和49.8%,且日资大项目明显增加,项目平均规模已由不足100万美元上升到258.36万美元,投资区域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内地扩展。

第三,两国资金合作进展顺利。自1979年以来,日本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政府贷款,累计金额16109亿日元。1994年12月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日方承诺在1996年到1998年间向中方提供5800亿日元贷款和10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和累计约9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到目前为止(1995年),日本对华能源贷款也达到1.7万亿日元。

上面这一组例子说明中日间经贸合作的发展,但看到这一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日本领导人较为温和,日本亦未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日两国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所在才促成了这一发展。

在20世纪的后几年里,随着日本经济的恶化,中日经济出现了许多磨差。这主要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强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内对中国的大蒜、鲜蘑菇、蔺草席这三种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的超限额部分分别征收256%、266%和106%的关税[ii],这一举措引起双方的贸易战。在企图以此种方法缓解日本经济萧条的时候,日本国内还很可能大幅度削减对华政府的开发援助(ODA),以减少其财政开支。对华的ODA援助是日本政府在中国放弃索要战争赔款后对中国实行的一种无偿援助,这实际上充当了战争赔款,只是双方心照不宣而已。这些援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对华ODA援助出现很多异议:或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援助不言谢,或言中国将这些援助用于军事方面。不管怎样的言论,无非是希望削减,甚至是终止对华的ODA援助,倘若日本政府如此做,那将更加破环中日关系。 在日本经济恶化的同时,它亦牵动其国内政局和社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经济长期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产生忍无可忍的情绪,国内民怨沸腾,广大国民迫切要求变革。政府面对这一形式,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国内的“强硬派”趁机上台,“右”翼不断抬头。自桥本龙太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都多为对华强硬的人物。而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的上台更是将这一态势推向顶峰。在对话问题上,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都表现的又臭又硬,极大恶化了中日关系。

在日本经济衰退之时,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2002年中国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名列世界前列。而日本却始终处于经济的低速或停滞阶段。据日本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中长期经济预测报告,如果今后日本经济出现“停滞趋势”,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00~2025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只有0.3%、0.1%和0.1%;如果出现“中间趋势”,在上述的三个时期中,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0.9%、1.0%和0.6%;如果出现“积极趋势”,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4%、2.2%和1.1%。这就是说,日本经济即使出现积极的增长趋势,其增长率也只有1.1%[iii] 。日本政府借用这一差别,为了缓和国内局势,转移视线,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行为,又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iv]日本政府的这种宣传,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大大恶化:日本民众对华的亲近感在1996年下降到45%,而不抱亲近感的则为51.3%;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也由50%降到31%。[v]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日经济关系不简单是一个在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双方国内经济发展前景的差别,两者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民众思想紧密联系。因此,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其发展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二、 历史因素

日本从来没有正视历史,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从来就不是少数,这是我的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省、忏悔,反而是一次次的让阴魂复苏。1996年日本的桥本首相和其它政界官员在日本战败纪念日前后,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率其内阁成员也参拜靖国神社。在每年的8月9日,日本都要在广岛——为原子弹所炸毁的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悼念仪式,这本应该是一个反省战争、祈祷和平的活动,但是日本人却避而不谈战争的原因和原子弹灾害产生的原因,只是谈这场灾难对日本的影响。迄今为止,日本没有对中国人民做出国任何关于侵华战争的正式文书谢罪,只是口言道歉。我们知道,“道歉”一词其意思是指因为一件小小的错误而后悔,而“谢罪”则是对其所犯的滔天大罪表示诚心的忏悔。今年在面对齐齐哈尔日本遗留的生化武器泄漏一事中,日本政府作出经济“援助“,而不是“赔款”的词语,这种反覆的文字游戏足见日本掩盖战争事实的企图。更可怕的是在教育日本青少年时,日本对涉及中国的部分大加修改,不仅隐瞒对华战争的真相,还大谈中国古代对日本有过“征讨”和对日本人的“奴役”。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做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从大和民族分析其原因也许会更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性格取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塑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vi]日本的民族心理意识有自然环境的烙印,亦有社会环境的痕迹,这些民族心理在深层次中不自觉的支配着日本的国民精神和行为方式。

日本地理特点是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长期生活在这种相对封闭而又多灾的岛国环境之中的大和民族就形成了自卑感和优越感、亲外和鄙外这两对矛盾的心态。在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中哪一方处于主要方面,取决于日本和别国的对比:当日本认为自己落后时,其自卑感就十分强烈,因而,它有外向学习的倾向。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古代的“大化革新”都是这样的例子;当日本发展起来,成为强国的时候,日本就会有很大优越感,它会认为自己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如此的成就,除了“民族优秀论”,还有什么能更好的解释呢?因此,它就会鄙视落后和弱小的国家,并且趁

机不断扩张发展。日本这种极端而飘摇不定的价值标准使日本这一民族无法形成一个稳定而健全的价值标准,因此,它十分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的极端路线。

独特的自然条件也使日本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国内灾害之多、物资之匮乏,使日本总在不断的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因此,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民族意识——当落后时,奋力追赶;强大起来后就不断的扩张。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扩张的影子:公元4世纪,基本实现统一的日本为了掠夺财富,就开始对朝鲜进行侵略扩张;公元646年,“大化革新”后的日本再度侵略朝鲜,并与唐朝对峙。封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野心极度膨胀,甚至想将中国并入其版图。近代日本“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反映了这个民族对外扩张的意识。

和扩张意识相匹对的是日本的民族文化。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武士文化”。作为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日本,其名誉意识特别强烈,有着很强的民族优越心理。当先进时就感到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文化是举世无双的;如果落后时,耻辱感则会萌生。他们为了摆脱耻辱,一方面继续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另一面则是否认事实,掩盖历史,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们把对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堪称污秽和创伤,认为这种侮辱需要彻底的洗刷。因此,他们形成自己的“义理观”,认为自己负有“在受人侮辱或被人责为失败者时‘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的责任。”“不承认失败或无知的责任。”[vii]这种强烈的名誉意识,助长了日本整个民族的非理性复仇意识。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停止战争以来,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所谓的军事、文化、政治等基本制度的改革。美国出于其在亚洲的战略需要,对于改革并不彻底。日本的很多战犯重回军届或政界,有的甚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岸介信在1957年当任首相,美国的此种做法使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壮大。从日本单方面讲,日本在投降时,只承认“终战”,从不提“战败”之类词语,这就是对失败的间接否认。在国内宣传上日本日本一方面通过教科书遮掩历史,另一面则在国内大力推广《尸街》、《广岛札记》等反映广岛核爆炸对日本造成的惨状,以激起其民族主义。

日本经济自60年代以来飞速发展,因此,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在这一环境下再一次崛起。“大和民族优秀论“迅速占领市场,一些医务人员通过所谓的生理分析,得出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大脑结构的结论。石原慎太郎等则更胜一筹,认为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创造力,写成《日本可以说不》一书,该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印刷100万册,可见日本躁动了。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人认为自己应当摆脱“二战”后的种种“束缚”,日本应当成为政治大国,进行文化输出。1991年的《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72%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当成为亚洲领袖。因此,日本从90年代以来,不断的明显扩大和改变自己军事力量。日本的国防军费开支是除美国外世界的第二大国。从人数和武器看上看,日本的陆军人数超过英国的;主战坦克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自卫队有舰艇160艘;超过英国和意大利的;航空自卫队有160架F-16战机,仅此于美国。日本为了摆脱束缚还不断以海外派兵的形式改变其自卫队的性质:1992年日本通过《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合作法》,将日本向海外派兵法律化。此后,又通过《周边事态法》;1998年和美国达成建立导弹防御系统;2001年日本借美国“9·11”反恐的机会,积极向阿富汗派兵,并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十分活跃,于12月19日下令准备向伊拉克派兵,同时宣布建立导弹防御和修改作为日本建立防御力量原则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这使日本已把战后有军事上关注本土安全扩展刀了全球范围。日本历史否认,但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不能不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警惕。 和日本相对的是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谦和、有度的作风。就中国而言,仁义、礼仪、谦和与敦厚一直是其社会文化价值观。因此,中国才会在战后收留许多遗留下来的日本孤儿,中国才会放弃战争赔款。但是,日本不仅不对此铭记于心,反而一次次宣扬“中国威胁论”,

认为对华战争是对中国的帮助,这是任何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国家都不能容忍的。近些日子来,日本人更是作出许多令人愤慨之事:“9·18珠海嫖娼案”、“西北大学事件”都体现日本这一民族是多么可怕。这些行径不可能不引起中华民族的愤慨和警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历史感情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重要的因素,倘若日本没有正确、恰当的处理,就会给双方带来严重后果。

三、 台湾因素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又一关键因素,也是日本为制约中国所打的另一张牌。1972年,中日正常邦交化来,中日双方愿意推进和建立世代友好的关系。因此,日本也就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在实际中,日本并没有停止和台湾的联系,尤其在“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出现一超多强局面,并有可能向多级化发展的趋势。日本不甘于其政治上的地位,因此,要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日本认为要达到此目的首先应该立足亚洲,在亚洲最强劲的对手是中国,因此,日本千方百计牵制中国。台湾牌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所大出来的。它希望通过阻止中国统一,来牵制中国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和台湾联系:

自1996年3月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来,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台独倾向日益严重。日本借此机会,大力发阿旃和台湾的关系。台独势力的代言党——民进党,亦借此机会向日本频送秋波。其领袖陈水扁在1999年 就三次访问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建立了稳定的个人关系。日本为了加强和台湾的联系,在1999年森喜朗上台后,日本的台独派组成“日华议员恳谈会”,专门负责日本政界和台湾政界的联系。其领导人由日本原政界重要人物担任:会长山中贞则(原防卫厅长官)、副会长村上正邦(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其会员由日本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有300多名,约占两院人数40%,原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羽田孜干都是其会员。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的消息公布后,日本各大报纸和电视台都用较大篇幅和时间进行报道和评论。20日,日本外长和野洋平就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发表讲话:“日本对台湾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表示欢迎,台湾实现民主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陈水扁当选台湾领导人有着很深的意义。”[viii]

除了政治上密切的关系,日本还发展对台经济往来,在国内大量宣传支持台独言论。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月报”的统计,1999年日台贸易额为424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2000年的前八个月就已超过1998年的总和。日本为了使其国民对台湾产生好感,加强双方的交流,用旅游的方式使更多人了解台湾,在电视转播上把台湾的节目放在收视率最高的时段。在教科书中指出日本到台湾是为了解放台湾,日本要帮助台湾建立法制社会,台湾为中国所有只是因为其战败将台湾割让给了中国。同时,日本把支持台湾独立和日本安全结合起来,指出“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统一的时候,也就是对别过造成威胁的时候;中国要想发展经济的话,只有分裂成为几个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在中国分裂时创造的。”[ix] 在种种宣传下,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好感日益上升,把台湾看成一个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如在1998年11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11月25日江泽民访问之时,小渊首相将口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一,不支持‘一中一台’的承诺时,日本国内反对声躁起,要求政府取消这一口头承诺。而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石原慎太郎等参加其就职仪式,并广泛和台湾政界人士接触,这也说明了日本台独势力的猖獗。

日本台独势力猖獗,除了防止中国强大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既是台湾对日本有着生命线的战略意义。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需要大量的物资补给,因此,海上运输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日本和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的往来都需要经过台湾海峡,倘若中国收回台湾,中国不仅将获得更多的海上资源,更重要的是将能够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

形成制约。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在加强和台湾的经济、政治联系时,还不断将台湾放入其军事范围内,时刻准备台海战事。 1996年3月中国政府为向台独势力发表示统一祖国的决心,进行了台海军事演习。日本秘密派遣舰艇,停留在东海上,时刻准备战事。1997年美国和日本制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防卫由日本本土扩大到其周边地区;2000年3月,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的质询会上,日本防卫厅长官说:“中台关系对今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来说与朝鲜半岛一样非常重要,为了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加强军事力量。”因此,日本在已有宙斯盾等先进武器外,还要增加两艘13500吨级的护卫舰和新型宙斯盾导弹防卫舰。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从近些日子台独一、 经济因素及其的连带反映

众多书本上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全球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从当今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紧密联系来看,我们无法否认这一趋势。中日两国的经济贸易也不例,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发展的转型期,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而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强国具有这些优势,但是它的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发展需要国外的市场、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中国却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双方在经济上有广阔的合作前景。的确,双方在正常邦交化后,双方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尤其在1995年左右,双方经贸合作进入一个良性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i]:

第一,双方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增长,1995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首次突破500亿美元,达5740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9.9% 。

第二,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和区域进一步扩大。日本企业在经过长时间的观望和摸索之后,对华投资形成新的热潮。1995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协议日资31.08亿美元,实际投入资金75.9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70.8%和49.8%,且日资大项目明显增加,项目平均规模已由不足100万美元上升到258.36万美元,投资区域不再局限于沿海城市,开始向内地扩展。

第三,两国资金合作进展顺利。自1979年以来,日本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政府贷款,累计金额16109亿日元。1994年12月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日方承诺在1996年到1998年间向中方提供5800亿日元贷款和1000亿日元的黑字还流贷款和累计约9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到目前为止(1995年),日本对华能源贷款也达到1.7万亿日元。

上面这一组例子说明中日间经贸合作的发展,但看到这一现象的时候,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时期的日本领导人较为温和,日本亦未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日两国有共同的经济利益所在才促成了这一发展。

在20世纪的后几年里,随着日本经济的恶化,中日经济出现了许多磨差。这主要表现在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2001年4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反对,强行宣布自4月23日起至11月8日止的200天内对中国的大蒜、鲜蘑菇、蔺草席这三种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的超限额部分分别征收256%、266%和106%的关税[ii],这一举措引起双方的贸易战。在企图以此种方法缓解日本经济萧条的时候,日本国内还很可能大幅度削减对华政府的开发援助(ODA),以减少其财政开支。对华的ODA援助是日本政府在中国放弃索要战争赔款后对中国实行的一种无偿援助,这实际上充当了战争赔款,只是双方心照不宣而已。这些援助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日本国内围绕对华ODA援助出现很多异议:或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援助不言谢,或言中国将这些援助用于军事方面。不管怎样的言论,无非是希望削减,甚至是终止对华的ODA援助,倘若日本政府如此做,那将更加破环中日关系。 在日本经济恶化的同时,它亦牵动其国内政局和社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越来越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在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经济长期恶化的情况下,日本国民产生忍无可忍的情绪,国内民怨沸腾,广大国民迫切要求变革。政府面对这一形式,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国内的“强硬派”趁机上台,“右”翼不断抬头。自桥本龙太郎以来,日本历届政府都多为对华强

硬的人物。而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的上台更是将这一态势推向顶峰。在对话问题上,无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都表现的又臭又硬,极大恶化了中日关系。

在日本经济衰退之时,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8%左右的高速增长,在2002年中国的GDP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名列世界前列。而日本却始终处于经济的低速或停滞阶段。据日本经济研究发展中心发表的中长期经济预测报告,如果今后日本经济出现“停滞趋势”,在2000~2005年、2005~2010年和2000~2025年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只有0.3%、0.1%和0.1%;如果出现“中间趋势”,在上述的三个时期中,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0.9%、1.0%和0.6%;如果出现“积极趋势”,日本GDP年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1.4%、2.2%和1.1%。这就是说,日本经济即使出现积极的增长趋势,其增长率也只有1.1%[iii] 。日本政府借用这一差别,为了缓和国内局势,转移视线,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即使没有膨胀主义、扩张主义的意图,通过国家的统一、通过追求恢复昔日帝国版图的行为,又可能形成针对周边各国的扩张主义、强权主义的威胁。”[iv]日本政府的这种宣传,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印象大大恶化:日本民众对华的亲近感在1996年下降到45%,而不抱亲近感的则为51.3%;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信任度也由50%降到31%。[v]

从上面可以看出,中日经济关系不简单是一个在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过程中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双方国内经济发展前景的差别,两者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民众思想紧密联系。因此,它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其发展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二、 历史因素

日本从来没有正视历史,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从来就不是少数,这是我的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中国及其它亚洲国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省、忏悔,反而是一次次的让阴魂复苏。1996年日本的桥本首相和其它政界官员在日本战败纪念日前后,参拜供有战犯的靖国神社;2003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率其内阁成员也参拜靖国神社。在每年的8月9日,日本都要在广岛——为原子弹所炸毁的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悼念仪式,这本应该是一个反省战争、祈祷和平的活动,但是日本人却避而不谈战争的原因和原子弹灾害产生的原因,只是谈这场灾难对日本的影响。迄今为止,日本没有对中国人民做出国任何关于侵华战争的正式文书谢罪,只是口言道歉。我们知道,“道歉”一词其意思是指因为一件小小的错误而后悔,而“谢罪”则是对其所犯的滔天大罪表示诚心的忏悔。今年在面对齐齐哈尔日本遗留的生化武器泄漏一事中,日本政府作出经济“援助“,而不是“赔款”的词语,这种反覆的文字游戏足见日本掩盖战争事实的企图。更可怕的是在教育日本青少年时,日本对涉及中国的部分大加修改,不仅隐瞒对华战争的真相,还大谈中国古代对日本有过“征讨”和对日本人的“奴役”。日本政府为何如此做呢?我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问题,从大和民族分析其原因也许会更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的性格取决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塑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vi]日本的民族心理意识有自然环境的烙印,亦有社会环境的痕迹,这些民族心理在深层次中不自觉的支配着日本的国民精神和行为方式。

日本地理特点是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长期生活在这种相对封闭而又多灾的岛国环境之中的大和民族就形成了自卑感和优越感、亲外和鄙外这两对矛盾的心态。在这些相互对立的矛盾中哪一方处于主要方面,取决于日本和别国的对比:当日本认为自己落后时,其自卑感就十分强烈,因而,它有外向学习的倾向。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古代的“大化革新”都是这样的例子;当日本发展起来,成为强国的时候,日本就会有很大优越感,它会认为自己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创造出如此的成就,除了“民族优秀论”,还有什么能更好的解释呢?因此,它就会鄙视落后和弱小的国家,并且趁

机不断扩张发展。日本这种极端而飘摇不定的价值标准使日本这一民族无法形成一个稳定而健全的价值标准,因此,它十分容易走向民族主义的极端路线。

独特的自然条件也使日本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扩张意识。国内灾害之多、物资之匮乏,使日本总在不断的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因此,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种民族意识——当落后时,奋力追赶;强大起来后就不断的扩张。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扩张的影子:公元4世纪,基本实现统一的日本为了掠夺财富,就开始对朝鲜进行侵略扩张;公元646年,“大化革新”后的日本再度侵略朝鲜,并与唐朝对峙。封臣秀吉统一日本后,野心极度膨胀,甚至想将中国并入其版图。近代日本“征韩侵华”的大陆政策,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反映了这个民族对外扩张的意识。

和扩张意识相匹对的是日本的民族文化。日本的文化是一种“武士文化”。作为民族成分较为单一的日本,其名誉意识特别强烈,有着很强的民族优越心理。当先进时就感到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其文化是举世无双的;如果落后时,耻辱感则会萌生。他们为了摆脱耻辱,一方面继续宣扬“大和民族优秀论”,另一面则是否认事实,掩盖历史,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不足。他们把对名誉和民族自豪感的侮辱堪称污秽和创伤,认为这种侮辱需要彻底的洗刷。因此,他们形成自己的“义理观”,认为自己负有“在受人侮辱或被人责为失败者时‘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的责任。”“不承认失败或无知的责任。”[vii]这种强烈的名誉意识,助长了日本整个民族的非理性复仇意识。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停止战争以来,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所谓的军事、文化、政治等基本制度的改革。美国出于其在亚洲的战略需要,对于改革并不彻底。日本的很多战犯重回军届或政界,有的甚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如岸介信在1957年当任首相,美国的此种做法使日本的右翼势力不断壮大。从日本单方面讲,日本在投降时,只承认“终战”,从不提“战败”之类词语,这就是对失败的间接否认。在国内宣传上日本日本一方面通过教科书遮掩历史,另一面则在国内大力推广《尸街》、《广岛札记》等反映广岛核爆炸对日本造成的惨状,以激起其民族主义。

日本经济自60年代以来飞速发展,因此,日本固有的民族文化在这一环境下再一次崛起。“大和民族优秀论“迅速占领市场,一些医务人员通过所谓的生理分析,得出大和民族的大脑结构优于其他一切民族的大脑结构的结论。石原慎太郎等则更胜一筹,认为大和民族比其他民族更有创造力,写成《日本可以说不》一书,该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印刷100万册,可见日本躁动了。经济的发展使日本人认为自己应当摆脱“二战”后的种种“束缚”,日本应当成为政治大国,进行文化输出。1991年的《朝日新闻》的调查表明,72%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当成为亚洲领袖。因此,日本从90年代以来,不断的明显扩大和改变自己军事力量。日本的国防军费开支是除美国外世界的第二大国。从人数和武器看上看,日本的陆军人数超过英国的;主战坦克超过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自卫队有舰艇160艘;超过英国和意大利的;航空自卫队有160架F-16战机,仅此于美国。日本为了摆脱束缚还不断以海外派兵的形式改变其自卫队的性质:1992年日本通过《联合国维护和平活动合作法》,将日本向海外派兵法律化。此后,又通过《周边事态法》;1998年和美国达成建立导弹防御系统;2001年日本借美国“9·11”反恐的机会,积极向阿富汗派兵,并在2003年的美伊战争中十分活跃,于12月19日下令准备向伊拉克派兵,同时宣布建立导弹防御和修改作为日本建立防御力量原则的“基础防卫力量构想”。这使日本已把战后有军事上关注本土安全扩展刀了全球范围。日本历史否认,但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不能不引起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警惕。 和日本相对的是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谦和、有度的作风。就中国而言,仁义、礼仪、谦和与敦厚一直是其社会文化价值观。因此,中国才会在战后收留许多遗留下来的日本孤儿,中国才会放弃战争赔款。但是,日本不仅不对此铭记于心,反而一次次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对华战争是对中国的帮助,这是任何一个觉醒了的民族国家都不能容忍的。近些日子来,

日本人更是作出许多令人愤慨之事:“9·18珠海嫖娼案”、“西北大学事件”都体现日本这一民族是多么可怕。这些行径不可能不引起中华民族的愤慨和警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历史感情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重要的因素,倘若日本没有正确、恰当的处理,就会给双方带来严重后果。

三、 台湾因素的影响

台湾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又一关键因素,也是日本为制约中国所打的另一张牌。1972年,中日正常邦交化来,中日双方愿意推进和建立世代友好的关系。因此,日本也就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在实际中,日本并没有停止和台湾的联系,尤其在“冷战”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世界出现一超多强局面,并有可能向多级化发展的趋势。日本不甘于其政治上的地位,因此,要向国际秩序发起挑战。日本认为要达到此目的首先应该立足亚洲,在亚洲最强劲的对手是中国,因此,日本千方百计牵制中国。台湾牌就是基于这一考虑所大出来的。它希望通过阻止中国统一,来牵制中国发展。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和台湾联系:

自1996年3月李登辉当选“台湾总统”来,台独势力日益猖獗,台独倾向日益严重。日本借此机会,大力发阿旃和台湾的关系。台独势力的代言党——民进党,亦借此机会向日本频送秋波。其领袖陈水扁在1999年 就三次访问日本,和日本政界人士建立了稳定的个人关系。日本为了加强和台湾的联系,在1999年森喜朗上台后,日本的台独派组成“日华议员恳谈会”,专门负责日本政界和台湾政界的联系。其领导人由日本原政界重要人物担任:会长山中贞则(原防卫厅长官)、副会长村上正邦(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其会员由日本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组成,有300多名,约占两院人数40%,原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羽田孜干都是其会员。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的消息公布后,日本各大报纸和电视台都用较大篇幅和时间进行报道和评论。20日,日本外长和野洋平就陈水扁当选为台湾新领导人发表讲话:“日本对台湾民主选举产生的结果表示欢迎,台湾实现民主化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陈水扁当选台湾领导人有着很深的意义。”[viii]

除了政治上密切的关系,日本还发展对台经济往来,在国内大量宣传支持台独言论。据台湾“中华民国统计月报”的统计,1999年日台贸易额为4240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2000年的前八个月就已超过1998年的总和。日本为了使其国民对台湾产生好感,加强双方的交流,用旅游的方式使更多人了解台湾,在电视转播上把台湾的节目放在收视率最高的时段。在教科书中指出日本到台湾是为了解放台湾,日本要帮助台湾建立法制社会,台湾为中国所有只是因为其战败将台湾割让给了中国。同时,日本把支持台湾独立和日本安全结合起来,指出“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中国统一的时候,也就是对别过造成威胁的时候;中国要想发展经济的话,只有分裂成为几个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在中国分裂时创造的。”[ix] 在种种宣传下,日本民众对台湾的好感日益上升,把台湾看成一个国家的人越来越多。如在1998年11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了11月25日江泽民访问之时,小渊首相将口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一,不支持‘一中一台’的承诺时,日本国内反对声躁起,要求政府取消这一口头承诺。而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后,石原慎太郎等参加其就职仪式,并广泛和台湾政界人士接触,这也说明了日本台独势力的猖獗。

日本台独势力猖獗,除了防止中国强大以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这既是台湾对日本有着生命线的战略意义。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小国,需要大量的物资补给,因此,海上运输成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日本和东南亚、非洲、中东等地的往来都需要经过台湾海峡,倘若中国收回台湾,中国不仅将获得更多的海上资源,更重要的是将能够对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形成制约。因此,我们看到,日本在加强和台湾的经济、政治联系时,还不断将台湾放入其军事范围内,时刻准备台海战事。

1996年3月中国政府为向台独势力发表示统一祖国的决心,进行了台海军事演习。日本秘密派遣舰艇,停留在东海上,时刻准备战事。1997年美国和日本制定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将防卫由日本本土扩大到其周边地区;2000年3月,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的质询会上,日本防卫厅长官说:“中台关系对今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来说与朝鲜半岛一样非常重要,为了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应加强军事力量。”因此,日本在已有宙斯盾等先进武器外,还要增加两艘13500吨级的护卫舰和新型宙斯盾导弹防卫舰。中国统一台湾的决心从近些日子台独势力的猖獗可以看出,而日本不断加强其海上军事力量。因此,当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时,日本是否会直接干预,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

势力的猖獗可以看出,而日本不断加强其海上军事力量。因此,当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时,日本是否会直接干预,将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另一重要因素

七、斯大林模式又被称为“苏联模式”。形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前期。 对斯大林模式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 首先,评价其积极方面: 斯大林模式脱胎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斯大林又汲取了军事共产主义和专制威权主义的做法。 苏联采用斯大林模式首先有其历史功绩。它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保证了苏联在30年代重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并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强大的工业农业国,使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苏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主义的进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它保证了苏联反对希特勒德国的卫国战争的胜利;它还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斯大林时代,人民的思想信仰统一,提倡无私奉献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风貌的形成奠定里基础,文化教育发展迅速,苏联人民的思想都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斯大林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它是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还很不完善,缺点很多。 斯大林模式最大的缺点就是高度专权,没有民主性。主要表现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民主制度不健全,法制不完备,以人治代替法制;官僚主义盛行,行政机构臃肿等。正是斯大林个人权力的高度集中酿成了大肃反的严重错误。 在经济体制上,所有制形式过于整齐划一,公有制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否认和取消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存在;片面强调指定性计划,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政治斗争时常干扰经济生活;经济片面发展,注重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比较轻视轻工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长期失调。经济发展模式粗放,重视发展速度轻视发展质量,重视产量轻效益; 但是斯大林时代对意识形态的管理,更多的是用类似沙皇时代的专制手段,个体思想淹没于集体意识中,思想文化和道德领域形式化的东西泛滥,在思想文化体制上,对政治、哲学、历史、经济、法律、文学及宗教思想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态,用简单的行政方法实行高度严格控制,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问题等。 、

(一)客观因素 1.俄国专制主义历史传统。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受到拜占廷的强烈影响,从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起,莫斯科沿袭了拜占廷的专制统治制度沙皇...十月革命后为稳定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所必须的高度中央集权这些都为斯模的形成提供了最近本的社会氛围。 2.俄国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落后,小农意识强,文化落后 3.列宁死后苏共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列宁去世前对斯大林的信任 4.国际环境和二战的影响。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被西方

称为“红色的孤岛”。苏维埃政权诞生后不久,就遭到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被迫采取高度集中的强制政策,这一政策保证了苏俄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暂时偏离了民主的方向。然而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却被斯大林长期固定下来。二战更强化了这种体制,党和国家的一切都由斯大林决定。 5.苏联当时特殊国情的影响。苏联当时经济严重落后而且又遭到战争的破坏,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苏联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一些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搞上去,加之国内经济文化落后,苏联只能通过高度集中,调动有限的资金、资源,发展最急需的工业部门。 (二)主观因素 1.斯大林个人因素。斯大林的粗暴专横、权力欲极强的品格,使他固执己见,讳疾忌医。当他感到自己的错误威胁其地位、威望时,他往往采取高压手段清除对手,压制不同意见,并伴之个人崇拜,以维护其权力。 2.错误的理论指导。斯大林在国家问题上曾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只有最大限度的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在20至30年代的苏联,大多数理论家还未摆脱传统教条主义束缚,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和实行产品直接分配的社会

八、原因比较复杂,大概有以下几点: 1 政治上盲目搞个人崇拜(特别是斯大林),一党专政,经常或明或暗的清洗运动,在2战后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80年代入侵阿富汗,更是引起了世界的公愤,武装占领匈牙利等等。事实上此时的苏联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支持。 2 经济上,从苏联成立开始,整个国家的重心都放在了工业上,2战后由于冷战的开始,使得苏联的经济体系更加极端化,工业几乎都是为军事工业服务,人民的温饱问题频频出现,加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攻势,苏联的经济在解体的以前事实上已经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不过让这种矛盾体现出来。 3 军事上,苏联与美国的冷战极大的消耗了其国力,而苏联的军事并没有用在民主上,而是用在镇压民主和入侵他国上面。排挤南斯拉夫,与中国交恶,沙文主义思想泛滥,在阿富汗战争的失败重创了苏联国力。 1991年12月25日,在国内外和党内外压力下,存在了70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强盛一时的社会主义红色帝国走到了尽头。

一、1、战争根本原因是英国殖民统治阻碍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北美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积极要求民族独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美国独立战争是反抗英国殖民压榨、要求独立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注定最终会取得胜利。 3、广大军民英勇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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